“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大家热烘烘地反封建、反复古，的确出现过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因为有人一股劲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去，当时许多青年看到线装书就头痛。一九二六年，刘半农出版了他的《扬鞭集》，用连史纸中式排印，纸拈装订，上海的进步青年曾为文抨击，斥为陈尸人的装束，可以看出彼时的风气。
话虽如此，不过线装本的新诗集却不止《扬鞭集》一种。在这之前，一九二五年已经出版了俞平伯的《忆》和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忆》为相当于四十开的小本，朴社出版，丝线穿订，内容手写影印。就字体论，淳朴如汉魏人手迹，也兼有苏长公写经的味道，与作者后来挺秀的书法不同。封面用虎斑笺，篆字题签，画瓶花炉香，扉页又加上龚定庵的两句诗：“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大概当时作者好定庵诗，出版此书时又正为二十六岁，就有了这个点缀。全书收诗三十六首，附录旧诗词十六篇，除自序及朱自清跋语外，尚有莹环的题词和丰子恺的插画十八幅，其中八幅彩色。这样讲究的印本，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志摩的诗》用四号仿宋字排印，相当于三十二开本，北新书局出版。俞平伯的《忆》印有“呈吾姊”三字，而徐志摩却是为了“献给爸爸”。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从欧洲出版物上学来的，每出一书，总要献给一个自己最亲近或者与本书有关的人。《志摩的诗》收诗五十五首，后来由新月书店改版重印，易为洋装，删去十四题，《沙扬娜拉》一篇原版为十八首，再版时也仅删留一首，倘要研究新文艺书籍的版本，就这本诗集说，这是一点重要的更动。
与《扬鞭集》同年出版的线装新诗集，还有于赓虞的《晨曦之前》，和《扬鞭集》一样，都由北新书局印行。但从装订印刷上看来，《晨曦之前》似不及《扬鞭集》精美。大抵《晨曦之前》大量发行的是道林纸洋装本，只是用同一纸型印了少数线装，所以用老五号铅字。版口式样，一仍旧观。《扬鞭集》却只有线装本一种。一切版式设计，都从线装本的要求出发，就比较的独创和别致。半农原来的计划出上中下三册，后来只印上中两册，下册始终没有出版，遂使读者有“伯道无后”之憾。上册收诗三十六题，中册收诗并山歌六十二题，下册原定为译诗，作者译诗散见于书报杂志者颇多，不知何以终未收集。
至于译诗用线装本出版的，也不乏实例。据我所知，中华书局的泰戈尔《飞鸟集》和梵乐希《水仙辞》，就都是用的线装。这以后，王统照曾经以所译的诗，自费印过一部线装的《题石集》，收汤姆司摩耳诗十六首，亥丝曼夫人诗十首，勃雷扬特诗六首，凯拉苏塞挪司基诗一首，这部书出版于一九四一年的上海。其时上海已沦为“孤岛”。译者在扉页印上韩非子的话：“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大概这就是《题石集》命名的由来，也很足以看出剑三在蛰居中的所谓此时此地的心情。至于新文人所作旧诗用线装本出版的，有沈尹默的《秋明集》、刘大白的《白屋遗诗》等等，为数更多，那就不在话下了。
我很喜欢这种线装本，当然不是为了什么复古或者提倡“国粹”，我以为用中国纸印书有许多好处。第一是纸质耐久，容易保存；第二是分量较轻，携带方便；第三是看起来便于把握，不像硬面洋装的一定要正襟危坐。当然，线装本也有麻烦，例如大量发行上有困难，印刷装订过程较慢，成本较贵等等，这一切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改正和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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