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无意间从《史记》中读到太多来自司马迁心灵的呼声,而这种呼声又恰好被我get到了,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体验:

“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少卿书》;“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安能致此哉!”《史记·伍子胥传》;“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史记·李将军(李广)列传》。

接着我的朋友圈、微博的个性签名全让这位兄台给承包了,由此也结识下了这位充满着浪漫、叛逆精神的伟大人格。

接着又读了豫让的故事,项羽的故事,孔子的故事,屈原的故事,越读越感动,我开始对这位永远想着“把一腔热血卖与识货的”浪漫奇才(原文: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发了疯、着了迷。

汉武帝时代

司马迁与中国的黄金时代

司马迁的浪漫精神首先得益于他所在的时代。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其实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全盛时期,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借着这股升平之世的东风,司马迁得以壮游了大半个中国。

他探访东南楚地,看到了屈原投水的汨罗江,他于是哭了。从心里悼念着那个因方正而不见容的大诗人!他到了长沙,那个只有三十三岁生命的天才贾谊的被贬黜之地,又是泪落沾襟。接着,司马迁又来到齐鲁之地,中原之地,并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的史实收集。后来,成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又因职务的需要,跟随汉武帝四处出巡,成了汉武帝一朝的“活地理”。

如此多的实地了解了太多风土人情,使他的《史记》横决了政治史的藩篱而去,而成一社会史、民间史。这一方面与他天才的创造力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他身处那个伟大时代有关。

随着当时版图空前,经济力膨胀,人们的现实生活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接着就要去满足理想、幻想和想象了。是产生浪漫文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战国时代的文化发达的齐楚之地即是如此,而汉武帝时代的西汉也是如此。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大开西域之后,汉代士子见到了安息雕刻着国王头像的银币,见识了安息的大变活人的魔术,听说了西域诸国人人嗜酒,家里都是女人说了算之后,他们又听到了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西域大宛国有一种宝马,流汗如血、善解人意、速度快耐力好,极适长途行军。于是汉武帝发动四万军队前去攻城取马,为了让世人知道他刘彻是爱马之,就把派出的将军李广利定名叫“贰师将军”(因为汗血宝马产自大宛国首府贰师城)。这场仗一直打了四年,才告结束,好马得了数十匹,中等马得了三千多匹,大宛王由汉兵立了一位对中国一向情感好的昧蔡,李广利凯旋回到长安。

为了几千匹马,就这样小题大做,这就是那一个时代之富有传奇性和诱惑性的地方。

西域地图

司马迁其实就是从贰师将军出兵夺马的那一年开始写作《史记》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司马迁的奔溢而出的激情和囊括宇宙的壮志得到了一定的助长。

所以之前黄老学派盛行时的古典、节制、保守、理智、现实主义等等一系列词语即将过去了,现在是浪漫进取、建功立业、开放、抒情的舞台!

司马迁触发了历史写作的新技能

浪漫精神是追求实现的,是不屈服于任何权威的,我们于司马迁之大胆讥讽汉武帝热衷封禅、炼丹、重用外戚将领和酷吏,可以领略这种精神之一斑。

谁说替统治者宣扬三纲五常才是儒家?谁说照圣贤政治的标准把当权者阿谀成圣君才是儒家?这只是乡愿之学,并不是儒家的真精神。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其实正是儒生开始与统治者寻求媾和的起始点,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意味着儒家学说要开始接受统治者的招安,改造成维护他们统治秩序的工具。

所以,在那个时代拿到高官厚禄的儒生,全都是为迎合上意而歪曲儒家学说的,从不敢直言谏君的儒生叔孙通、公孙弘之流,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把他们的根底扒了个底朝天。

从司马迁的这种价值判断可以看出司马迁所写之史是不会沦为统治者控制之下的官样文章的,这与后世官方史书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司马迁笔下的文字,都是对他自己负责的。也都是继承着《春秋》用圣贤仁政原则来批判现实的“原始儒家”精神的。

虽然司马迁立志要让《史记》归入接续《春秋》的行列,但是毕竟孔子是偏于古典的、冷静的,而司马迁却是浪漫的、抒情的。孔子的兴趣是节制的,他只书写自己感兴趣的“义”、“礼”部分;司马迁的兴趣却是无限的,他对很多人生中很多境况,凡是触动他的,他都要讴歌、书写。

所以两者其实大不相同,但是本于本心的司马迁,发愤著书,竟也无意中开启了写史的新技能:

《春秋》并不是记“实然”的史实,而是“应然”的理想的充分发挥,以此创造一个完美的新世界。但是司马迁并不去动手创造新世界,也等不到那么遥远的根本解决的时刻,而只是怨刺现实中的部分问题。正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说,“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或许应然的完美新世界,已被孔子描绘出来了,或许因为司马迁生气盎然的抒情气质,让他无法等到那么久远的一个根本解决,就先跳出来,对现实中“失道”现象、“仁义陵迟”现象,直抒胸臆地进行一番怨刺了。

这就是司马迁结合进太多自己的热情之后触发的历史写作的新技能,这当然也被后来很多人引为文学作品分别于哲学作品而存在的意义。

所以,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史记》有时赞叹,有时感慨,有时苦闷,有时宣泄情感,总之是抒情而已。

太史公所抒之情,若与你我相通,则自可流传千年而不朽;若与外邦之人相通,则自可兴盛于世界万国。

如果非要把它做某种类比,则可以发现,司马迁所抒之情多半在屈原的《离骚》中已经有了原叙事,所以哪天我们恍惚中把史记的部分抒情片段看做是“屈原写史”的奇伟异象,实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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