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来为世人所推崇。值此五一劳动节之际,四海风靡、各处景点人头攒动,一派盛世景象。仆因故未能成行,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时光荏苒、岁月无痕,人到一定年岁便不爱凑热闹,信奉一动不如一静。得王检配合,可免费读刘和平先生著《大明王朝1566》一书,幸何如之、幸何如之!

圣人有云:三缄其口、沉默是金,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讲究眼观鼻、鼻观心、不动不言是菩萨,如猛虎在山、挽强弓而不发,人则不能知其深浅,为人一派雍容和煦,方有王者气象。仆细思之,写一读书笔记人畜无害,当无妨也。遂有几点感想,试言之!

一、当官就是当媳妇、对媳妇的态度就是你的政治风格

《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皇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巧媳妇两头瞒”,细细想想,岂不就是如此,做媳妇的上面要侍奉公婆、同时还得照顾好丈夫,夹在公婆和丈夫之间,遇到事情,既要让公婆满意,又要让丈夫舒心,否则就是不孝、不德,所以只能居中妥善处理双方关系,当官不也是一样,上有领导,下有部属,处于如此承上启下的位置,有些话不能对底下说,有些话不能向上反映,只能在中间过滤意见,中断问题,缓和矛盾。太直太透都不行,必须得把握好分寸,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更无不是之领导,领导安排得贯彻落实,既要调动下属积极心,又不能寒其心。难!

书中,徐阶和海瑞两人为人处世的风格截然不同,徐阶既要完成嘉靖的各种要求任务,巩固皇帝的宠信,又要代表百官的利益。即便明知嘉靖的有些要求很荒唐很不合时宜,没办法,天下无不是之君王,殚精竭虑也得做,而且得做好,百官不一定理解这一番良苦用心,捣乱的也多。宰相说是调合阴阳,其实多半是裱糊匠。

海瑞,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偏执的人,一个信守应然法的人,最初我是不知道缘由的,当看到他为了孝母而对自己媳妇严苛教条,驱使如仆人的时候,我有点感悟了。海瑞一直迟迟没有儿子,好朋友李时珍诊断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履行夫妻义务的机会太少,过于压抑、心里紧张所致”,李时珍劝到:“父母要孝顺,也别太委屈了媳妇”,海瑞在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是很偏执,很失败的,从他的政治风格来看,他是一脉相承的,他坚守心中理想,不畏艰险,只知道去做,而不想想能否做成,政治道德色彩太浓,忽略实际操作的困难性和复杂性。

二、无任何隐私可言的警察治理模式

大明王朝的监管制度可谓炉火纯青、臻于完善,百官无不生活在朝廷和皇帝的密切监督之下,细思极恐。如此一来,人人皆活在被监控之下,人人无安全感则人人便有了安全感,这是治理技术化的最高程度同时也是政治自信的最低点体现。嘉靖皇帝在裕王世子诞生之后,王府第一时间派人前来报喜之时,嘉靖早已准备好枣和栗子,且是随身携带,由此可见,在裕王府有暗探无疑。太监陈洪在内阁和徐阶进行政治利益交换之事,当时仅有他二人在场,但严嵩却在半小时后就知道了交谈的全部内容。王用汲和齐大柱给海瑞家送钱,送了多少钱,海母是如何拒绝的,拒绝的时候说了什么,都会在第一时间形成书面材料上报给司礼监秉笔太监。细思极恐。

三、明朝灭亡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

明朝推翻元朝,恢复汉家衣冠,朱元璋居功至伟。明末国家三个不死癌症都是朱元璋种下的,其一是宗藩之耗,其二是百官之贪,其三是税收弊端。朱元璋欲使子孙后代享受荣华富贵,制定制度:“按规制,一个亲王一年要贡米五万担,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苎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一千匹,其余各种开支更是不甚繁举”,朱元璋几十个儿子,到明末的时候,宗室人口达一百多万,这些皇室宗亲不准科举做官,经商做工,消耗国家财政收入几达一半以上。而将官吏的工资定的极低,从明初到中后期,物价飞涨了不知几倍,工资标准一直未变,官吏十年寒窗,如此低薪还得养家糊口,负担衙门各项开支,官员能不去贪污,剥削百姓吗?朱元璋的道德决定论无疑是驱使百官贪污腐败。厚养宗室、刻薄百官,一进一出之间,国家财政负担能不重,百姓负担能不重。宗室和官员是不用承担任何税负的,随着宗室和官员的增多,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的税收收入越来越少,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百姓活不下去能不造反吗

四,从沈一石看商人悲剧和治国必以正道

沈一石,是皇室公司江南制造局的官商,号称江南首富,江南制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杨金水评价其:“面带权谋,心实柔软”,沈一石其人艺术造诣奇高,赋得《离骚》、弹的《广陵散》,且深得入世精髓,为皇商十年,所以才能从一小吏成为江南首富。从朱元璋时定下的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做官开始,商人在国家面前一直如惊弓之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为,国家但凡要解决财政危机,钢刀指向的对象一是农民、一是商人,沈一石承包江南制造局皇差十年,织丝绸万百万批,其中上交皇室三百多万批,各级官吏压榨一百多万批,剩余几十万批作为纺织工人和原材料费用支出,沈一石其实是个空架子,当“改稻为桑”的国策难产以后,面对抗倭的军费支出,朝廷想抄沈一石的家解决的时候,最后才抄到几万两白银,沈一石最后楚人一炬,偌大府邸和自己一起化为一缕青烟。治国必须以正道,上至朝廷、下至百官、外之商人,都得讲规矩、守规则,任何非正常解决思路都是在竭泽而渔、在死循环中不能自拔,直到土崩瓦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朝嘉靖年间的一切党争,除为了政治权力,其余皆发端于朝廷的经济危机,不管是严嵩、严世蕃还是徐阶、张居正。历史人物没有脸谱化,没有十足的坏、也没有十足的善,上位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考虑。

自古帝王、治国若不能施正道,遂有诡诈权谋,可得一时无事,必不可得万世之安。不视人心之所欲,不求人性之规律,徒以道德建章立制,其败必也!其身不正、而欲天下从之,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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