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要面对什么关于中国诗歌的讨论，已经绵延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到了很多药方，比如“诗歌要面对现实”、“诗歌要面对大众”什么的。7月19日本报刊登了凌越老师写的《现实世界，诗人何为》，提出了“诗歌与道德”的问题。
文章有很多真知灼见，不过我觉得太不明快了。我本人对中国诗歌发展的看法要简单很多：在现阶段，中国诗歌只应该面对诗歌自己，问自己一句“我为什么写得那么差？” 差的不光是诗歌 其实当代中国诗歌的差劲只是一件小事，它是一件大事中的一部分，这件大事就是：当代中国的所有创作都差劲（需要“几乎”二字吗）。古典音乐不差劲吗？流行音乐不差劲吗？哲学不差劲吗？ 小说不差劲吗？电影不差劲吗？就说小说吧，中国小说现在好像市场很繁荣，比灰头土脸的诗歌好多了，然而它们写得好吗？我们可以发现沉迷于家长里短，既缺乏终极关怀，又没有鲜活细节的“假通俗”；也有佶屈聱牙，其实是拾西方牙慧的“瞎严肃”；还有自暴自弃、语言粗俗的“流水账”，有几个人能拍着胸脯说，我已经达到了西方二流小说家的水准？ 上述的诸多毛病在当代中国诗歌中一样不少，只是诗歌卖得更差。其实诗歌卖不出去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现象，但写得差劲不是普遍现象，真的不是。
中国诗歌创作困难重重 其实所有创作都差劲也只是一件小事，它也是另一件大事的一部分，这件大事就是：当代中国正处在文化重建的关键期，中国人需要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断裂，确立适应当代情况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找到终极价值和社会现实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关照现实、参与世界的态度和切入点。这是一个巨大而艰难的任务，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完成的，然而它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需要无数个人努力参与其中。讲到文化，话题有点太大了，还是回到诗歌。当代中国诗歌写得不好，并不能怪诗人们，他们面对的困难太多了。这里只讲三个方面的困难：语言（技术层面）、价值和普遍的语文教育。
语言不但是诗歌创作的工具，甚至就是诗歌本身。中国古典诗歌已经创造了一个完美、封闭的世界，它在表达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种种情态和感悟时长袖善舞，然而在传达当代的事物和感情方面却力不从心———唐诗可以写“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然而它又如何描写坐着波音747飞越亚洲大陆的感受呢？而中国当代使用的普通话缺乏历史的沉淀，更缺乏用它写作诗歌的成功记忆，最好的范本大多来自翻译作品，翻译语言成了诗歌创作者手中最多的材料，“二手货”似是而非的廉价感，和由此引起的不安时时会伴随着他们。 简单地说，当代的普通话是一种半半拉拉的语言，它真正适合诗歌艺术的需要还要靠诗人们的努力探索和完善。相对语言，价值问题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关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处处存在，然而往往又缺乏疑问的声音。因为历史原因而明显发育不良的人文精神仍然处于暖昧的位置，又迎头赶上信息化带来的琐屑的大潮。在这种情况下，诗歌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建立普适的，同时又是独特的价值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一个诗人自认为已经看清了方向，修成了正果，然而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会发现他被似是而非、可疑和琐屑的环境包围，就像一个裸体的人出现在大街上，因为周围的目光，同时也因为自我怀疑而瑟瑟发抖。
这种寒冷的感觉也来自普遍的文学教育水平的低下。一个总是总结出单一的“中心思想”，逐一分析每一句话“暗含”着什么意思的语文教学体系，能培养出多少能理解现代诗歌的开放式隐喻的读者呢？ 诗歌需要和文化一起成长 说了这么多，只想说明一件事：当代中国诗歌的困境既没有解不开的死结，也不存在立刻见效的灵药，中国的诗歌需要和中国文化一起成长，如果诗人们努力的话，必然会对中国文化的成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在全面发达的社会中，诗歌并不会被多数人阅读，然而还是有很多人读的。 比尔·盖茨写文章也会引用两句艾略特，美国演员迈克尔·道格拉斯和英国演员凯瑟琳·泽塔琼斯生的第一个儿子取名“狄兰”，为的是纪念爱尔兰诗人狄兰·托马斯。在发达国家，诗歌是一种少数人的精英文化，然而它会通过某种方式影响所有的公众。 还记得时兴大片《史密斯夫妇》中布拉德·皮特对安吉丽娜·朱丽说的那句话吗？“我第一次看到你，感觉你就像圣诞节的清晨。”这句话如果放在中国电影里会非常别扭。为什么？因为当美好的“普通话”已经成了一种传统和习惯，而在中国并没有。所以诗人们，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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