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很少被集体性地写进文学史的一群，面临着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危险。所以，给出一个集合性的命名就不但显得必要，而且紧迫了，同时也就注定了这一概念的局限，它的诗学含义正因此而显得晦暗不明。“第三条道路”依然是一个问号和悬疑。
或许是离世纪之交的热闹越来越远了的缘故吧，2013年的诗歌界有些异乎寻常的平静，似乎又回到了久违的“日常”情境。对于多年来习惯了事件和热闹的人们来说，这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了，缺少了话题、看点，还有那种“可资叙述”的引人注目的刺激性变故，作为一个“诗歌年度”，它似乎也缺少了色彩。
但也许“历史感”就应该产生在这样的时刻。几年来事件频频、热闹不断的诗歌“现场”，当然也催生着人们置身其间的震惊与联想，令人真切地感受到诗歌写作方式、美感、价值与伦理的迅速而深刻的变动，但毕竟因为时间的过于切近，而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判断。而现在，这样一个过程正接近于完成，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动期已经接近于尾声——或者更通俗地说，从1999年的“盘峰论争”到现在，该突破的已经突破，该分化的已经分化，该转型的也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转型。一句话，地震已经结束，余震也正在渐渐趋于轻微和接近消失，诗歌界现在又开始面临一个整合、互融、消化和提升的日常状态。
这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判断。但不管怎样，诗歌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必要的分化，而是分化之后又怎么办的问题。
把这两个渐渐成了气候的词语或概念放在一起，倒不是强调它们之间的交叉和兼容的一面，而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诗歌界格局的变化与整合的趋势。“中间带”和“第三条道路”的说法不是今年才提出来的，但似乎在今年才变得硬朗起来。
《中间代诗全集》收录82位出生于1960年代的诗人的作品。这里面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偏见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说，包罗了这个年龄段的“成名的诗人”——“成名的诗人”当然并不完全等同于“最好的诗人”，其中误判和遗漏肯定是有的。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管，更需要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体例表明，它更多地是一个“集合概念”体现了编者的一个文学史或者诗歌史的意识与责任，或者也暗含了一个“未被命名的焦虑”。因为很显然，前有“第三代”或者“新生代”诗人的成功集合（那其中有许多代表性人物实际上也是1960年代出生的，如西川是生于1963年，韩东和陈东东是生于1961年，张枣是生于1962年，而海子是生于1964年……），后又有在近些年异军突起的“70后诗人”的逼挤，这样，中间那些稍晚于“第三代”之后成名、又很少被集体性地写进文学史的一群，就真的面临着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危险。所以，给出一个集合性的命名就不但显得必要，而且紧迫了。不过它同时也就注定了这一概念的局限，它的诗学含义正因此而显得晦暗不明。人们不禁会问：“中间代”的共同的诗学主张和特征是什么？把伊沙和臧棣放在一起，徐江和西渡放在一起，他们自己会互相认同吗？如果只是年龄相近而不是有着共同的诗学理想、相似或相近的艺术见解，那么把他们放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条道路”与“中间代”同，它可能更多地具有诗学的意图，因为它是针对着“民间”与“知识分子”的二元格局而提出来的。在前几年的时间里，这几乎是一个受到忽视、白眼和嘲笑的说法，因为人们对它的提出依据和动机都感到可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诗学内涵开始逐渐得到比较清晰和有力的阐释与认可了。关于它的各种说法，有人做了一个回顾和解说，大致的观点有这样几种：在莫非看来，“第三条道路”就“是另类，是另类的另类，甚至是自身的另类，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在树才看来，“第三条道路”是另一些道路，是复数，因为我坚信诗歌的丰富多样正是基于每一位诗人观念与文本上的差异。所谓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在谯达摩看来，“‘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绝对敞开的道路，因此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道路。”这些说法无疑都是很有意思的，至少“他们都强调了诗人个体的位置和基本的责任感，超越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争论者所陷入的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不过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对自己的立场的阐述，还不如说是对本来的状态的解释，它本身似很难构成单独的诗学意义，更无法像他们所希求的那样会成为“21世纪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流派”。所以依然是一个问号和悬疑。
不知道这是否是出于幻觉和偶然？当我读到北岛的《时间的玫瑰》时，我突然有了这种感觉。“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黑色地图》）这沧桑感受使人无法不去追忆那倏忽之间已消逝的20余年的时光。因为几个多年飘泊异乡或者隐身江湖的诗人的出现，一个年份几乎倾斜于一种颓伤与忆旧的修辞。北岛、多多，还有多年来很少在诗歌界露面的芒克、梁小斌，已沉闷了有些年岁的李亚伟、周伦佑等“第三代”诗人，我在《中国诗人》、《撒娇》、《星星》还有于2003年底问世的《明天》等刊物上，陆续读到了他们的一些作品，以及对他们的一些近期行踪的介绍。
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标志了，实际上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怀旧情绪与方式，但对过去的回忆已然有了沧桑的戏剧性的超然和反讽感，则是比较不寻常的。比如北岛在被问及当年对朦胧诗的批判时，竟然是这样说的，那场“争论的真正意义是拖延了诗歌边缘化的时间”。他倒没有感叹和记恨当年那些误读者的愚昧和受批判的委屈，而是怀恋起那种因祸得福的热闹来了，便是“边缘的自由”也未见得胜过“中心的不自由”，个中的悲凉和沧桑感真是非一般人所能够感知。因为他如今的背景已然和纯粹生活在国内语境中的人们完全不一样，他说话的依据还有在异国的情形。他还说，“诗歌总体上是在走下坡路，这是世界性的问题”。当然有可能是世界性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也许首先是说话人的“心境”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感觉是否准确，当一代人都已经到了渐渐开始步入生命的秋天，到了50岁向60岁迈进的时候，再新鲜和激越的经验，在诗歌里和心灵中都会渐渐变的苍老和悲凉起来。
还有各个阵营或者旗号下的写作者们。我想说，时间因素在2013年的诗歌修辞中或许扮演了一个潜在而又最为重要的角色：“70后”的年轻人呈现了一个不易让人觉察的集体性疲软，而过去的几年中曾多少有些沉闷的“第三代”们，却好像不约而同地发力，在找回他们过去的风光，所以细心的读者不难会发现在今年的选本中他们的比例的增加。人们仿佛一起陷入了一个遥远而幸福的回忆之中。
这样的作品一定不在寻常人们的视野里，它既不符合唯美，也不符合“个人写作”的独异性，甚至也不能算是很“民间”，但读它却使我有着灵魂的颤栗感——“颧骨日渐高耸的上海/营养不良、消化不良的上海/掀起裙角的荡妇/正在勾引被物质兑换的人们/淋病、梅毒甚至艾滋/瞧，多么时尚多么现代的词/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坐上告诉悬浮的列车/前进，前进，进……”（丁成：《上海，上海》）让人想起前现代的情景和波德莱尔式的阴暗而尖锐的修辞方式，我不得不删掉了其中的一些段落和句子，因为它实在不是很规矩和“健康”的，也不能说是完美的，但在我看来它却是具有感受能力的作品。太多的作品看上去似乎是有感受力的、细腻的，但却是没有疼痛感的“个人的隔靴搔痒”。如今精神的自恋症正在难以抗拒地蔓延，记得去年我曾经提出要反对诗歌的“中产阶级趣味”，而今我依然持这一观点，诗歌如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写作者自己的中产阶级式的自恋、傲慢、无聊与自我放大。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个人化的细节”与对个人化经验的迷狂，这不是哪一个阵营和派系的单独的问题，而是共同的问题，这种情形甚至在更年轻的“70后”一代身上，也开始明显起来，真是可怕。
让人感动的还有一个叫做徐慢的诗人，读他的《人民》那样的作品让人想起将近30年前的另一首同题的诗歌，发表在《今天》上的方含的一首《人民》，他们大概是在共同地为了一个词语而哭泣的，因为这是一个经常被抽空了含义的抽象的词，一个暧昧和包含了命运的词——“……我不知道我们的时代还有多少感知着苦难、羞耻和不公的挽歌，还有多少把自己当作‘民’甚至是‘人民的零头’的写作者，我只是要用它，来反衬诗歌的耻辱。”
来源：文学报 作者：张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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